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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卢梭的体系之下，政治法却并非是现代所讲的具有秩序稳定性和安定性功能的宪法，因为人民的不断革命可以不断推翻以前的政治法、塑造下一阶段的政治法，而且这种政治法主要是组织法。

但透过上述规定，并不能清晰地看出吊销与其他处罚种类之间的关系。（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

撤回是行政机关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情形之一。[22]该决定书中，作出这一撤回决定的理由是因相对人自身行为引起的无法满足资质要求，即无法满足许可条件的情形，应当适用行政许可法有关撤销之规定。在行政许可法制定实施20周年之际，行政许可制度运行的诸多问题都迎来立法完善契机。从当前单行法规范对于吊销许可证件的程序设定强度（如听证程序）来看，毫无疑问，这项处罚行为对于相对人权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欠缺程序要求会使得撤销行政许可证件这一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行为的作出缺乏充分的正当性。

如《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83条：在申请医疗器械行政许可时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不予行政许可，已经取得行政许可的，由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部门撤销行政许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10年内不受理相关责任人以及单位提出的医疗器械许可申请。在规范层面，吊销许可证件不仅被作为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予以规定，还被视作计算责令停产停业的时间节点。对于形式裁判依据和实质裁判依据，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据此，我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作为裁判大前提的形态，将法律适用划分为不同类型。以法律的形式意在强调法律作为一个整体与非法律的其他类型规则的区分，凸显宪法作为法律的神圣。[17][18][20][21] 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41、24、39、26页。二是专属解释权方案，即宪法解释权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于补强效果型说理中的宪法援用，不构成宪法适用，被援用的宪法未成为实质裁判依据或者实质裁判依据的一部分。从1982年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历史演变脉络看，立宪者设立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确立法院独立审判制度，而非明确法院裁判依据。

显然，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对宪法援用的界定沿用了宪法适用概念界定的逻辑，认为适用性援用就是直接依据宪法对具体争议做出裁判的宪法援用。法律大前提的获得，是一个包含寻找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和对法律规范解释的复杂过程。正如加达默尔所言：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值得追问的是，形式上在裁判说理部分援用宪法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宪法未在实质上作为裁判依据？将合宪性解释称为合宪法律理解是否妥当？非解释性宪法适用是否的确不解释宪法？裁判说理是否准确描述了以合宪性解释方式援用宪法的功能？(一)裁判说理部分援用宪法与裁判依据的类型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将宪法援用限于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进而以此断定宪法用于裁判说理，其背后暗含的前提是裁判说理部分援用宪法与援用宪法说理具有相同的内涵。

[30]从第131条前后半段句法关联看，该条主要规范的内容是审判权独立问题，而非规范法院裁判依据。所谓形式裁判依据，就是在形式上处于裁判文书的裁判依据部分的裁判依据。法律的适用通常被认为系属于逻辑上之三段论法的应用，亦即法律之一般的规定是大前提，将具体的生活事实通过涵摄过程，归属于法律构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过三段论法的推论导出规范系争法律事实的法律效果。反之，便得出否定的结论。

以上论述将第131条之法律解释为不包含宪法，与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的理解是一致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最终结论的认同。[58]合宪法律理解、非解释性宪法适用和合宪性解释实质是一回事，用合宪法律理解或非解释性宪法适用来代替和限缩合宪性解释是不必要的。

[9]正是通过概念，人们实现了对客观事物的理性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理论体系的大厦。三是合宪法律理解不发挥裁判依据功能。

宪法间接适用既可防止宪法司法适用越界，也有助于保持部门法体系的完整性和自足性，是宪法司法适用的基本形式。我国学界对宪法司法适用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议。[56] 童之伟：《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释论——以我国法院与宪法之关系为重点的考察》，《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59页。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补充论证。如果概念认知出现偏差，那么整个理论体系就会出现问题。[19] 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1页。

当然，法院的宪法解释和适用也不能仅仅根据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单独判断，这容易走向法院宪法解释和适用的极端化理解危险，从而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冲突。事实上，裁判说理部分援用宪法和援用宪法说理具有实质差异。

[29]究竟采纳广义法律解释方案、狭义法律解释方案还是宪法除外说的解释方案，都需要保持宪法在体系上的一致。相对于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做出的仅具个案约束力的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解释是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也是终局性解释。

宪法适用和合宪性审查并非同一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合宪性审查只是宪法适用的一种形式。这种宪法适用概念界定的方式和推理过程值得进一步推敲。

以上关于法律适用的原理也可以运用于宪法适用的分析中。承前，是指它是对序言全部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如果被作为了大前提，这一法律条文就被适用。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把裁判依据问题简单化处理，仅仅从形式上判断裁判说理和裁判依据，尚未分析宪法援用和裁判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加忽略了在裁判说理部分援用的宪法作为实质裁判依据的可能性。

宪法直接影响了法律的解释，而被注入宪法内涵的法律又直接影响着对案件的裁判。但是，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在将法理学的法律适用概念移用到宪法学时似乎偏离了原意。

早在2002年，肖蔚云先生就指出：从宪法的规定来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似乎把注意力集中于解释第131条中的依照法律规定，并未关注整个规范的句法结构及其在整个宪法中的解释逻辑，误将本来属于审判独立制度的法律保留条款解释为司法裁判依据条款。

[41] 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53页。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非专属，其并不排斥法院在个案中的宪法解释。

值得追问的是：宪法适用和合宪性审查的含义相同吗？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归到宪法适用的概念界定。在宪法适用的概念外延上，应明确宪法适用包括直接宪法适用和间接宪法适用。从内容看，该条规定确立审判独立制度的目的至为明显。根据不同标准，宪法适用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60] 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53页。[26] 姚岳绒：《我国〈宪法〉第126条法律外延的界定》，《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第61页。

所谓直接裁判依据，就是作为了法律推理的直接大前提，对裁判结果直接产生影响的法律条文。[57]事实上，无论合宪法律理解是否用语言文字表达，是否反映在裁判文书中，只要根据宪法原则、宪法规则和宪法精神理解法律，其就是将宪法的规范内涵注入法律规范之中，其实质就是合宪性解释。

通过这些修改，1982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法院独立审判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厘清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院独立审判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下的司法独立的根本差异。范进学教授认为应当称其为非解释性宪法适用，排除了解释宪法的合宪性解释，保留不解释宪法的合宪性解释部分。